本書係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合辦的《80年代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合集，有為80年代的台灣文學立史的企圖。編者提出的觀點是「以當代視野書寫80年代台灣文學史」，涵蓋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新詩、散文、小說、文學批評、大陸文學、都市文學、文化生態、文學媒體……。作者均為一時之選，其中像後現代詩、後設小說、都市文學等專題，在台灣都是首次出現的系統性論者。總序：以當代視野書寫八○年代台灣文學史四○年代末期以來的台灣文學史，經常被人以「斷代」的方式加以劃分，最通常的說法是，四五○年代是反共（或者懷鄉）文學的時期，五○或六○年代是現代主義文學的時期，七○年代是寫實主義（或鄉土）文學的時期，八○年代則被說成是後現代主義或多元化文學的時期。從本書中論文的安排以及書中大多數作者所提出的觀點來看，大致上亦接受了上述那樣的說法。這樣的說法有它的權宜性（為了便於辨認），也有部分的真實性﹔當然更有待商榷。這種文學史觀有二個基設：一是「世代說」——即以每十年為一世代（縱向面的劃分）﹔另一是「主流說」——即有吸引大多數人創作及認同的主流文學和為大多數人排斥而僅被少數人接受的邊緣文學，後者自然遜於前者（橫向面的凸顯）。由於這兩個基設，便構成了大多數人所接受的上述那種「斷代式的台灣文學史觀」或「斷裂式（潮流式）的台灣文學史觀」，而與此史觀相接近的厥為文學派系（例如寫實派和現代派、都市詩詩人、本土文學論者、希代型作家……）的說法。有待商榷的是，第一，用世代來區隔文學史，會造成文學史的斷裂，譬如七○年代的寫實主義文學，到了八○年代（特別是前期）並未銷聲匿跡，以詩而言，笠詩社諸君子仍舊一本初衷默默耕耘，一九八三年前衛版的（台灣詩選）所輯錄的詩作即是顯例﹔而創刊於六○年代前期的（笠）詩刊，亦非遲至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始揭寫實詩的大纛。寫實主義文學並未因七○年代的全盛而造成前後期的斷裂。即便以世代為區隔的標準，也不一定就要用十年為時間單位。第二，主流文學的過於強調，往往壓制了邊緣文學或亞流文學的重要性，後者在襯托前者的地位之際，同時亦具備了顛覆性的作用，例如濫殤於六○年代末期的寫實主義文學，終於在七○年代中將當時如日中天的現代文學顛覆成功。所以，有時邊緣文學較諸當道的主流文學更具有可怕的「殺傷力」。事實上，給予文學史「定位」，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屬於「後代」的事，也就是由「後代」（譬如八○年代）來書寫「前代」（例如六○、七○年代）文學史的「定義」，把「前代」放在「後代」所認為的文學史上一個恰當的位置，這就是「後代人」對「前代文學」的歷史評價。詳言之，我們現在所處的「當代」，它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及地位，是由我們的「後代」而不是「當代」所書寫，進一步言，也就是由「後代」所創造。八○年代詮釋了七○年代的寫實主義文學，七○年代也等於被八○年代貼上「寫實主義」這塊標籤。我們的「後代」似乎享有十足的詮釋我們「當代」的霸權。職是，八○年代的台灣文學亦應由其後的九○年代來加以詮釋，以及進一步的定位。然而果真八○年代文學就必須由九○年代來詮釋嗎﹖從另一個截然相反的角度來看，「當代」文學既為當代人所書寫，其意義與歷史地位理當由「當代」本身來創造與評價，也因此在八○年代別結束的頭一年而歷史開始邁進所謂的「世紀末」（Fin de Siecle）年代之前，亦即八○年代的「當代」尚未真正過去之前，由我們八○年代「當代的文評家或文論家」，共同來思索八○年代台灣文學的諸種面向及其問題，頗有「為當代文學立史」的意味，換言之，其目的乃在讓「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甚至還要在這一基礎上「超越當代」。從當代的眼光檢視八○年代的台灣文學，則可以發現，上所言的世代更替與文學典範的變革幾同步完成——這樣的觀點自然隱含有上述所說的「世代說」及「主流說」之嫌。姑且以此觀點來看，八○年代的確是一個新的世代，這個新的世代不僅僅指謂它是新的另一個十年而已，它還意味著一個新的社會及文化環境的崛起，其中影響文學最鉅者，厥為媒體與資訊的「第三波革命」以及全島都市化的形成（鄭明俐在本書中的論文便曾指出），簡言之，即「後工業社會」的隱然成形﹔此外，新的世代亦兼指文壇後起之秀或所謂「文學新人類」世代的出現，在八○年代中蔚為創作的「主流」。與此世代更替完成的同時，為七○年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在時序進入八○年代這個新的世代後，逐漸失勢且失寵，換上來的新面孔是氣勢日大的後現代主義，新的文學典範駸駸然形成，成為新世代文學創作及評論的標竿。不過，這樣的觀點，並不必然表示八○年代的世代意義即指從八○年到八九年﹔八○年代的文學主流即是後現代主義。依我們進一步的觀察，所謂八○年代一詞很可能應從七○年代末即開始，例如寫實主義文學，嚴格說要從七○年代延續到八○年代前期（甚至是解嚴後本土論大為提倡的後期），如果承認寫實文學仍為八○年代台灣文學的一支，便不宜從八○年算起。同理，八○年代中期興起的後現代主義，其勢力料將持續至世紀末，那麼八○年代也不能只算到八九年結束。或者若以後現代主義為八○年代台灣文學的主流的話，那麼所謂八○年代很可能得從八四年或八五年算起。由此可見用世代來劃分文學史的觀點須受質疑，而這也是我們主張「書寫當代、創造當代」的立意所在。八○年代的文學主流是後現代主義嗎﹖或者更進一步說，八○年代有無文學主流﹖我們究竟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文學的八○年代」﹖用當代的角度來看，在這個階段我們「發現」並且「創造」了所謂「後現代主義」，在一些作家及少數的評論家眼裡，它是新的寵兒，這個新寵提出了與以往迥然不同的文學視野，甚至使得文學的基本定義必須重寫，就此而言，它揭櫫了一個不同的「典範」。然而，後現代主義的出現並未蔚成這段文學史上真正的主流，它的意義在提供另一種「文學創作方法」及「如何看待文學」的選擇。除此之外，另一值得重視的，可能是都市文學的被提倡，它變成了一個新的文學類型，與後現代主義有極為相似的血統，兩者均十足反映了當代社會及文化環境的變遷。如果勉強說八○年代有文學主流的話，那大概就是本書大多數作者所指出的「多元化」，也就是各種文學主義、流派百花齊放，而不獨尊一宗——事實上，這樣的說法等於瓦解了所謂的「主流」，就因為沒有主流的文學思潮或主張，才造成一個各式各樣創作手法紛然雜陳的時代，包括後現代主義，每一種文學創作與主張都是「邊際性的」﹔或許我們應該換另外一個說法，即所謂「多元化」只是八○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主要特色，或是八○年代台灣文學的一個主要趨勢。主流不復存在，那麼在這多元化的潮流下，最重要的無非是將我們注視的焦點擺在個別的作家身上，以作家的成就來取代流派的成就，這是因為作家本身即形成多元整合的個別單位﹔基於這樣的觀點，我們發現在多元的趨勢下，沒有主要的流派，卻隱然有主要的作家，這些主要的作家個別地形塑了當代文學的風貌。日本文論家廚川白村在他的《西洋近代文藝思潮》一書中指出，十九世紀的世紀末有三個重要的特色：偽善的道德、疲勞與神話的病態、官能的刺激與麻痺——這些構成了「頹廢文學」興起的時代背景。在本世紀即將結束前的一、二十年，似乎隱然可見上個世紀的世紀末影本，這張影本會不曾在世紀末的九○年代更為清晰明顯呢﹖當代這艘「台灣文學之舟」，似乎已逐漸向世紀末的洪流偏航，它承繼了上個世紀末的某些時代特色，卻選擇偏航的方向——沒有主流的多元潮流。它偏航的角度如何呢﹖我們正等候另一個「當代」的觀測。●
來源: i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