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搞學運的人很多，我不過其中的一員罷了。學運對於我的小說並沒有什麼影響，那次的學運倒是讓我「對於文字失去信賴」。例如，有一個字眼叫做「革命」，當時我們一聽到這個字眼就心跳加速，興奮的不得了，覺得這個字眼非常正確、有正義。但事情過去後才發現，「革命」不過是個「語彙」罷了；我因此對於「好聽的語詞」不再有信心，從此我也不想借用人家的語言，我只想創造自己的新語彙。──村上春樹「學運世代」不需要定調，而是一種異質多元的精神內涵。學運後第一個十年，他們各自承受成長歷程中的焦慮，也努力尋求生命的出口，如今，他們正從不同角落用力發聲，形成一片「眾聲喧嘩」……這是一本關於台灣學運世代的「生命史」，不是學運理論或學運史；這是一本關於學運世代這群「人」畢業後生命歷程的書，不是回顧 80 年代到野百合學運歷史脈絡與定位的書。更精確的說，這是一本關於學運世代過去十年嘈雜喧嘩、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生命情懷的書。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象徵，三月學運當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豎立的「野百合」雕塑，至今仍是台灣社會對於學運世代的認知圖騰。但若觀照學運世代身處的台灣 80 年代巨變結構，羅大佑的黑色異議歌聲，或許更飄盪貫穿了學運世代的成長背景。在某種程度上，羅大佑的吶喊批判與誠實情歌，象徵著學運世代年輕人在那個年代被社會辨識的重要特質：反抗威權體制與萬年國會，要求民主改革與校園自治，充滿素樸的正義感與理想性格。然而，回到「人」的本質來觀察，沒有人能夠永遠維持原狀、不做變化。連羅大佑都在九○年代拒絕再被定位於「抗議歌手」，學運世代在過去十年生命歷程中出現各種轉變甚至「變形」，毋寧也是極其自然的人性成長過程。從「人」的角度切入，或許更能了解學運世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來源: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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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榮幸1966 年生，台北市人，台大社會系畢業。學生時代曾任《台大法言》等多份刊物總編輯、台大學代大會首任議長、創立「傳真社」並兼任社長與總編輯。踏入新聞界十年，曾任《自由時報》政治組記者、市政組組長，現任《中國時報》政治組撰述委員。自 1994 年起致力媒體改革運動，先後擔任「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一屆會長、《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長期進行政治觀察，曾與同業好友合著《破曉──2000 陳水扁勝選大策略》等書。由於適逢後青春期與前中年期的尷尬夾縫，一年前開始進行網路創作以排解焦慮，2001 年 6 月與網友合著《五年級同學會》。《學運世代》是作者單獨創作的第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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