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不僅是美國當代最具世界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同時也是最多才多藝的學者。他的著述很多，但主要以探討工業界的大公司對社會的影響為主題，並給美國的政治學者與經濟學家很大的衝擊，並引起他們廣大的討論。帶有的自由主義色彩的作者，由於在美國經濟的研究與觀點上有其過人之處，因此對美國政府的經濟決策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由於這層關係，他的著作的重要性，與純學院的經濟學者並不盡相同。作者他對經濟現象的分析恒常注重非經濟因素，尤其是權力。本書即是他以三年的時間思索探討權力問題的結晶，對權力的本質、根源、結構與運作方式做了深入的剖析，並分揭露了權力在資本日益密集的現代社會的「隱秘」運作。加氏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待觀力，因而得出權力的三種概念：應得權力、補償權力、與調控權力。且相應於權力三種主要來源：人格、財產、及組織。《權力的剖析》導讀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不僅是美國當代最具世界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同時也是最多才多藝的學者。他的著述甚多，但主要以探討工業界的大公司(Corporation)對社會的影響為研究主題。他探討美國經濟的兩本名著：《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和《新工業國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曾在一九六0年代對美國國內的政治學者與經濟學家帶來甚大的沖擊，並引起他們廣泛的注意與討論。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加爾布雷斯教授，由於在美國經濟的研究與觀點上有他的過人之處，因此對美國政府的經濟決策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由於這層關係，他的著作的重要性，與純學院的經濟學者並不盡相同。而他對影響經濟的非經濟因素的注意，也與美國當代的經濟學主流有一定的距離。於一九三七年入籍美國的加爾布雷斯，係一九0八年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一個充滿自由主義氣息的宗教家庭，作為家庭裡的獨子，他的幼年深受號稱「社區中的自由主義中堅」(the leading Liberal of the community)的父親的影響，他後來入世而又帶有自由主義氣息的特質，與家庭的淵源不無關係。他於一九七0年十二月接受《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的訪問時，曾對他自己的自由主義特質作了一個最具體而簡約的表述：「長期以來，我一直為一些不同的目標奮鬥，例如結束越戰，杯葛五角大廈與軍事工業複合體，爭取婦女權益，結束種族主義，關注環境控制，以及甚至同性戀人的權益等等……我要繼續奮鬥來使這些目標實現。」加爾布雷斯於一九三一年在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唸完大學後，旋即進入美國的柏克萊加州大學研習農業經濟，他後來回憶他在這所多元化學府的研習經驗時說，「在此地，我突然面對了一群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們。最奇妙的是，這些有深厚學養的專家學者們，還不時歡迎您對他們最專精的領域提出批評與討論。」加爾布雷斯於一九三三年在這所充滿自由主義氣息的高等學府唸完碩士學位，並於一九三四年在農業經濟學的領域完成博士學位。自二十七歲(1934年)起即在哈佛講學的加爾布雷斯，還先後在劍橋、普林斯頓等世界知名學府任教。從一九四0年開始，他的觸角開始伸出象牙塔，開始與政府部門有所往來，擔任有關物價方面的顧問諮詢。在政治生涯方面，他一向站在與他氣質相近的民主黨這方。一九六0年當甘迺迪(John F. Kennedy)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素以文才與經濟學知名的加爾布雷斯，即被甘迺迪任命為競選總幹事，而甘迺迪當選總統後的就職演講，其初稿便是出自加氏之手。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宣誓就職後，即任命加爾布雷斯出任亞洲大國印度的大使要職。加氏駐印期間(1961~63)，運用他與甘迺迪政府的關係，為印度爭取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尤其在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上，加氏對印度的支持與協助，贏得印度上下的極大好感。在政治生涯上，加氏的人道主義情懷當然有他不可磨滅的政績。然而就成就而言，加氏的學術貢獻遠在其政績之上。加氏在哈佛任教期間，曾出版三本重要著作，其一是《美國資本主義：抗衡權力的概念》(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1952)，另外兩本是上述的《富裕社會》(1958)和《新工業國家》(1967)。這一三部曲表面上是討論美國當前的經濟社會問題，但更深一層地來看，是作者有意識地圍繞著權力運作與經濟之間(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經濟背後的權力因素)這一嚴肅而鉅大的問題上。為了進一步探討權力如何在社會裡頭運作，加氏遂以三年的時間，來思索與解剖權力的本質、結構與目標，這便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這本《權立的剖析》。不同於政治學者從權威的角度來處理權力的問題，加爾布雷斯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待權力，並因而得出權力的三種概念：應得權力(Condign power)，補償權力(Compensatory power)、與調控權力(Conditioned power)。順著社會學家韋伯的說法，權力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他人行為之上的能力，加爾布雷斯定義應得權力為「通過將某種選擇強加於個人或團體的意願之上的能力來贏得他人的服從」。根據這一定義，補償權力則是與應得權力相對應的，也就是說，補償權力是「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個人以某些價值來贏得服從的」。鑒於這一組從屈從的概念來詮釋權力的特質並不盡然反映權力運作在當今這一日益繁複的社會的事實，加氏另外凝塑了調控權力的概念——即以改變信念(例如媒體和教育)，來達成運使權力的目的——來概括當代權力運作的特色。他認為，在現代工業社會，為贏得服從而行使應得懲罰的現象已大大減少了，而富裕的程度提高，補償權力的強制力也大大地減弱了。由於窮困的壓力比前世代相對地變小，而可選擇的機會又相對地增多，因此，現代權力的真正表現形式便在於調控權力的概念。相應於權力的三種概念，加氏睿智地歸納了權力的三種主要來源：人格(Personality)，財產(Property)，以及組織(Organization)。在原始社會，擁有強壯的體力即等於是擁有使人臣服的權威，它是權力來源最古老與原始的形態。另外，財產或財富也可以造成一種權威，並導致有條件的服從。這種權威，主要是與補償權力的運作——即以財貨購買他人的服從——相關聯。然而就加氏而言，現代社會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卻是組織。它克服了人格受到時間(即壽命)的限制，同時又擁有結合財產力量的優點。因此，像教會，政黨，公司，或者政府等組織，都具有令人生畏的強大權力。這些當中，尤以公司權力在二十世紀的擴張最值得注意。在加爾布雷斯看來，現代人的經濟行為不僅是一種財富的追求，它同時也是一種權力的追求。加氏認為他這一觀點不僅適用於人的身上，也同時適用於大公司大機構等非人格的組織。而在這一日益資本密集化的社會，大公司大機構等非人格的組織所產生的權力與影響，正在我們所生活的周遭中日益擴大。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權力以較明顯的形式來運作，例如男性可以將權威輕易地加諸婦女之上，使其服從自己的意志，或者，國家可以將權威輕易地加諸於其子民身上，使個人服從所謂的「整體」意志，但是在加氏看來，在這資本發達的現代民主社會，權力主要係透過例如像廣告宣傳等細緻的「隱祕調控」(implicit conditioning)來運行的，這樣便使得權力的運作變得益為「隱祕」，而不太被大眾輕易地察覺到它的存在，儘管它在社會裡的效果與影響卻是日益在擴大著，在這本關於討論權力的著作裡，加氏最大的貢獻便在於充份地突出了以「隱祕調控」為主的調控權力與現代社會經濟之間的細致、繁複而又辨證的關係。加氏寫作此書的目地，用他的話來說，是打算喚起讀者對權力的性質與結構 權力來源和實施手段，權力來源和手段的各種組合，它們的歷史演變，以及它們的現代形式和作用——有一個恰當與明確的認識。的確，閱讀本書有助於吾人對權力的性質與結構有一個清澈而明晰的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對現代社會權力運作獨具慧眼的洞察，也展現了他作為一個學者在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上的過人之處。向來關於權力的討論似乎是政治學者與社會學者的專利，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待權力，在其一方面來說，是補充了我們所忽視的關於權力特質的某些向面。就這點而言，加氏以七五之齡對權力的新闡釋與深度分析，也清楚地突顯了他的觀點在方法論上的貢獻與意義。 前言大約四十年來——這比我預想的時間要長，我在思想上，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實踐中，一直涉及權力的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因負責控制物價而被視為處於權力的核心，不過，人們對這個位置的權威性的印象，大於我的實際感受。在從事其他工作的另外一些時間裡，我一直處於邊緣的位置，這使我能不受影響地更好好地進行觀察。在寫作方面，我的第一部著作的題目便是《抗衡權力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我在這部書中認為，權力的對抗性運作，是化解經濟權力的主要方法，是防止權力在經濟領域裡運作的根本途徑。我在《新工業國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一書中再次將權力作為中心議題，該書以及其他論著是我在經濟問題上的主要成果。十年前，我以美國經濟學會主席身份發表題為「權力和有用的經濟學家」(Power and the Useful Economist)的演講。在該演講中我主張，不考慮權力的作用的經濟學，是毫無意義和不切實際的。我還曾十幾次或許不止十幾次地不太系統地談到這個問題。我在遇到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章或論文時，幾乎總要注意它是如何從實用角度加以論述的。本書(我原想稱之為一篇擴展了的論文)的內容來自於我的經驗、閱讀和寫作，是我思索的綜合結果。本書不想囊括這一問題的全部內容，只想表達我對這一問題的心得。多年來，我逐漸認識到，在通常所謂的經濟、政治、軍事和宗教權力及出版、電視和公共輿論所具有的權力背後，有某些共同的因素。那些通常的說法沒有顯示出潛在的恆定因素，因此它們所掩蓋的內容，與它們所揭示的內容同樣多，或甚至更多。我一直考慮如何將這些恆定因素全部揭示出來，從人格、財產和組織方面，來確定權力的來源，並且考察行使和強制行使權力的手段。我希望，我的讀者最終將會對權力一詞的內涵及其在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所討論的其他方面的意義，有一個更清晰的認識。為了撰述權力問題，我閱讀了一些有關的著作，這些著作成為我下面開列的一部分參考書目。我在某些方面明顯地受益於韋伯(Max Weber)、羅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貝爾(Adorf A. Berle ,Jr.)。後者是羅斯福才華橫溢的智囊、外交家、律師，並撰寫過有關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的著作。貝爾對我的幫助尤其大，正是他鼓勵我發展了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我還受益於米爾斯(Wright Mills)的經典之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林德布洛姆(Charles S. Lindblom)的《政治學和市場》(Politics and Markets)，我的朋友彼得森(Wallace C. Peterson)的各種經濟著作，以及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出的《權威》(Authority)和丹尼斯．朗(Dennis Wrong)的《權力》(Power)等一些新近出版的著作。此外，還有一些著作也使我獲益不淺。和其他人一樣，有時我並非總能確定我所積累的思想的淵源；我能比較準確地知道的，是那些我認為無用的思想。譬如，我認為我一直深受馬基維利(Machiavelli)的影響，但我長期以來懷疑勒納(Max Lerner)的意見，因為他的著作常常被那些沒有讀過他的著作的人所引用。雖然我畢生對權力問題懷有興趣，但是我絕對無意自稱已經閱讀過有關這一問題的全部著述。人生是有限的，有些書根本不可能讀到，還有許多書則被我疏忽了。任何人在談到有關權力的文獻時，都應該小心謹慎。在一部分寫過權力問題的作者中，包括不少顯露廣博知識和傑出才能的作者中，存在著一種傾向，即把這一問題搞得複雜化和主觀化。人們能夠理解這種誘惑：複雜性和主觀性是對批評者的一種防範，屆時可以說批評者疏略了這一點；而且甚至可以因此而不必費力去進行艱苦的闡釋。但是複雜性和主觀性也是對真理的一種掩飾，它們取代了揭示問題實質的清晰徹底的觀點。而我則力求做到自始至終向讀者揭示權力的來源和手段。出於這個原因和能力所限，我迴避了某些問題，其中最明顯的是我後面提到的法院在調節權力方面的作用。此外，我在行文中有時重複了那些有利於我的論點和闡釋的東西。雖然這種重複實乃疏忽，但我仍引以為憾。最後我希望，一旦皮肉被剔除乾淨，權力的構架幾能暴露無餘。●
來源: i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