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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文學過眼錄

本書是作者徐訐有關中國文學的評論集。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現代中國文學的課題」中,收錄了關于新舊之爭的檢討、啟蒙時代的所謂寫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在短期的思想自由環境中、革命文學的論戰等。下編「文藝思想與文化政策」中,收錄了從毛澤東的沁園春說起、作為武器的唯物辯證法、帽子主義與幽靈、「人性」與「愛」、巫女文學的內容等。附錄記得有一位英國的作家——不知是不是蕭伯納——說過,一個人在二十歲時不相信共產主義是傻瓜,二十五歲再相信共產主義則是蠢才。這句話,我現在還是覺得很有道理。有的人一定要問,難道像列寧、周恩來之輩也是蠢才?我說:他們當然不是蠢才,因為他們早已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而是知道了怎麼去操縱共產主義的法術去掌握與爭取政權。我呢?二十歲時候,的確是共產主義的信徒,但到了二十七歲才真正擺脫了共產主義的鎖枷。當我二十歲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中國風靡一時,這原因是因為俄國革命成功後,由於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俄國的政局穩定,經濟復興,由於北伐前國共的合作,由於日本的思想界左傾思想興盛,譯者蜂擁,中國的出版界大量的介紹這些作品。當時我還是一個大學生,處於這樣的思潮中,受各方面的挑戰,好勝爭強,幾乎這些艱澀的譯作,本本都讀。那正是知識慾旺盛的年齡,但是消化力不見得強,有的實在是生吞活剝的吃下去。那時候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沒有中譯本,我在上海買了一部《萬人叢書》(Everyman Library)英譯本上下兩冊的本子,也勉強的一知半解把它讀完。那時候我的經濟學知識很差,我記得只讀過一本普通經濟學的教科書,同日本河上肇的《新經濟學大綱》,就硬著頭皮讀了《資本論》,自以為可以傲視儕輩。而讀了這些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書籍,起最大作用的就是輕視其他的學說,翻翻那些學校裡教授指定的參考書,就輕視的叱之為「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或唯心論的玩意見,不值一談。等到自以為精通馬克思理論以後,繼起的問題就是實踐,所謂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理論,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一個人自以為精通馬克思學說而不實踐,那就是無「知」,也就是沙龍的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是小資產階級劣根性的產物。要克服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於是就起了犯罪感,逢到對馬克思學說,國際共產黨的措施等任何懷疑、思考、徬徨以及理論與事實的追求,都成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是先天性的「動搖」——因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是決無此種懷疑、徬徨的各種姿態的動搖的。因此對於任何問題,譬如當時德蘇訂立不侵犯條約,如果你要懷疑蘇聯的立場,你就可能被認為是失去了無產階級的純正的意識。這種犯罪感使一個人開始恨自己的出身,因為無產階級才是真正新興的進步的階級,而自己偏來自封建地主或資本家或小資產階級的家庭,這不正是被革命的對象嗎?那麼要怎麼樣才可以變成「無產階級」呢?那就要投入工農的行列。可是那些小資產階級,由於接觸馬克思主義而起信仰的大學生,怎麼會放棄大學生活而投入工農的行列呢?事實上,馬克思、恩格斯在當年,也沒有投入工農的行列,不過他們一生從事社會革命運動,從事社會革命運動,也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是在火熱的革命中鬥爭,這也是可以從一個階級變成另一個階級。這樣一說,要成為無產階級,如果不能變為工人,就該加入共產黨才對。許多當年的「同志」,大概也就這樣加入共產黨。而我則始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也正有進步的與反動的兩種,前者是革命者要團結的,後者則是要打倒的。我當時自然是屬於前者,也就是那些比我進步的朋友們認為可團結的,所以並沒有認為是必須排斥的分子。當時,我以為精通了馬克思主義,但雖說沒有實踐就不配談精通,可是儕輩對於我頭頭是道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都很有敬意。當然,如果是無產階級,不用懂馬克思學說,一副「革命」的實踐,也就馬上「精通」了。這裡面,也就起了「認同」的問題。現在青年呼嚷認同是同「國族」認同,其實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只有「階級」認同,也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意思。我既是道地的小資產階級,自然必須往「進步」的方面走。這進步的表現也就是第一步對「反動」思想家,唯心論一類的思想,堅決抱敵對的態度,因此如果我讀了一些馬克思唯物論的立場的書籍,我就應該用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來批評它,才顯得我的革命性。當時,我對於心理學很有興趣,那時的心理學,正是行為主義風行的時代,我就用辯證法批評行為主義的學說,寫了幾篇文章。這些很幼稚的文章,一時就得到一些「同志」們稱讚,後來有一個在上海讀社會學的學生同我通信,由於他在攻讀社會心理學,不滿意教授的理論,他表示對我的文章很佩服,我們就此做了朋友。一年以後,我回到上海,碰到了那位姓姚的朋友,那時候上海已有「左翼作家聯盟」,也有「左翼戲劇家聯盟」的組織,那位姓姚的朋友介紹了四五個對心理學有興趣的朋友,商量組織一個「左翼心理學家同盟」,他說他認識「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的人,應該請他們派人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與「承認」。這樣,就約定了一天,我們幾個朋友就在我所租住的一家公寓房間等待這位「文總」的代表。來的是一位很年輕的朋友,很誠懇的鼓勵我們組織這個聯盟,但是他既不談理論,也不談進行的方法。只說我們組織成了再與他聯絡。他耽了不過十幾分鐘就走了。我們幾個人就決定再多聯絡一些人再敘談。可是以後似乎沒有再聚會,那位姓姚的朋友也沒有再積極推動(這當然正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日子一多,也不知道他的下落了。其實當時所謂的「文總」(左翼文化總同盟)下面也只有「左聯」、「劇聯」與「學聯」,並沒有其他的組織,我們只是想有點「作為」,自立門戶而已。當時我還沒想在寫作方面努力,但也已經寫些小說與詩歌,對於「左聯」所號召的「無產階級文學」、「文學大眾化」一類問題,我並不十分熱心,因為我深深地了解那些所謂左翼作家,理論上修養多數不如我,而實踐上也沒有參加工農的行列,生活上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文字始終是歐化的。我不相信任何討論可以有什麼實際的成績,後來可以說我的想法完全是對的。所謂那種「犯罪感」,對於一個知識分子來說,往往成為可怕的陰影,擺脫並不很容易。因為隨時隨地都會覺得自己不是「無產階級」為可恥與可恨,我現在給了它一個名稱,是:「組織綜錯」。這種「綜錯」是使一個人不斷的自責,同時,每一次想到所謂「正統」態度與馬克思理論不符合的時候,你為表示你「階級意識」的正確,你不但不敢提出你獨立的看法,還會表示積極的擁護與為之解釋。譬如,當蘇聯與法西斯的德國訂不侵犯條約之時,你就會用「無產階級祖國」的利益種種為蘇聯的政策辯護。一直到很久以後,當我已經過了二十七歲,我才發現所謂「無產階級意識」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東西,而所謂「無產階級」也只是一個幽靈似的名字。因為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所謂無產階級,是:「……只有他們找到工作時才能生存,而且只有當他們的勞動增值資本時,才能找到工作。這些勞種階級必須零星地出賣自己像商品一樣,像一切其他商業上的貨物,經常受競爭的起落與市場波動的影響。」而事實上,這只是馬克思根據十九世紀工人情況而預言其將來之遭遇。認為當工業發展到某一階段,工人階級連生產工具都無法持有之時,除了零售其勞動力以外,無法生存。所以馬克思說:「無產者在這革命中只會失去自己頸上的一條鎖練,他們所能獲得的卻是整個世界。」其實,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要失去的不是鎖練,而是洋房汽車股票以及許多各種的財產了。所以,馬克思所預言的「無產階級」,是根本沒有出現過,是不存在的階級,如果說會有,那也一定是獨裁的政權下的產物了!現在流行的「勞動改造」,以為由此可產生「階級意識」,這也是騙人的東西,因為如果由此而產生了真正革命意識,那麼他的真正革命的對象不正是送他去改造的人嗎?當時,我在上海接近來往的朋友比較廣泛,但是基本上我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並沒有改變。以後我去法國,那時候我的法文程度只能讀些報告一類的東西。我在巴黎看到一本蘇聯史大林審判托洛斯基派的綜合報告,那是厚厚的一本書,因為正合我的法文程度,所以讀了大半部。這本東西,很激烈的動搖了我對於「正統」共產國際的信仰,跟著我對於共產也起了懷疑。因為如果共產主義是好的,怎麼會產生這許多奇怪的偉大的革命人物——如托洛斯基、布哈林、拉狄克……等等,忽而變成了叛黨叛國叛主義的罪犯呢?那時候有許多同情托洛斯基的人出來寫書寫文章,我自然也讀了許多,後來也讀到紀德的《從蘇聯歸來》等書。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變化。兩年後,我回到上海,上海正是「孤島」時代的上海,我的那些當年引我為同志的朋友,因為我提出那些批評史大林的書籍與文章,請他們給我解釋;我就被他們認為是「托派」,「托派」在當時那些「正統」國際派的人說來,也就是「漢奸」。我知道那些朋友的限度。我清楚地告訴他們,我並不相信托洛斯基的革命理論,只是在這許多托派人士被清算時,我同情他們而已。在許多論到托洛斯基的文章中,有一篇留給我影響特別深的,我現在已經記不起它的作者,他說:「我同情那些被史大林清算的托派人士,但是,獨裁政治就是那麼回事,如果倒過來,托洛斯基當權,對史大林派也一定會採取同樣殘酷的手段的。」我覺得這個論斷很有意思。那麼,基本上是共產主義並不是一個可靠的學說了。我由否定共產主義,接著我也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我先是揚棄了他的唯物論接著是他的唯物史觀。那時候,我開始喜歡柏格森的哲學。我的馬克思主義時代就是這樣結束,而且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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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筆名有徐于、東方既白、任子楚。生於民國前三年。浙江慈谿人,卒於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五日,享年七十二歲。北京大學哲學系、法國巴黎大學畢業。曾任、半月刊編輯,、主編;掃蕩報駐美特派員;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教授;香港浸會學院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曾與林語堂創辦半月刊於上海。著作甚豐,有小說、散文、詩、評論等。頁數: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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