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故事》重新地包含了作者的經驗，它容納了作者許久以來最最飽滿的情感與思想，它使作者發現：自己又重新回到個人的經驗世界裡，這個經驗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層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疼痛源於何處？它和我們最要害的地方有關聯。作者剖到了身心深處的一點不忍卒睹的東西，作者所以將它奉獻出來，是為了讓人們與作者共同承擔，從而減輕作者自己的孤獨與寂寞。因此，作者認為，也許是軟弱，不堪重負，期望支持，使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去寫小說，他們找到了藝術作依傍，而寫小說的命運卻要求他們有另一種勇敢與獻身好將他們的心靈作犧牲，那便是「祭壇」的由來。步入九○年代，王安憶顯然企圖自世界末的角度，來重審過去數十年「人民共和國」的涕笑喧嚷，以及自己所經歷的波折路段。但王安憶未明言的是，八九年那場血光之災，更具體代表了一個歷史的門檻。跨越了這一門檻，她那輩的知識分子才算超越自文革以來的夢魘與激情。王安憶沉潛下來，不僅寫文革所加諸以現代中國的原罪感，也要寫「新時期」所滋生的希望與虛惘。更重要的是，王安憶不僅意在檢討她所置身的社會，同時也批判描寫或反映這個社會的作家──包括她自己在內。 ──王德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丁龍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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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一九五四年生於江蘇南京，五五年隨母親遷至上海，文革時期曾至安徽插隊落戶。曾任演奏員、編輯，現專事寫作。作品曾多次獲得大陸國內優秀小說獎，是八○年代以來，全球華文讀者心目中最重要的中文小說家之一。其作品《長恨歌》曾榮獲二○○一年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富萍》則獲第六屆「上海長中篇小說優秀作品大獎」。著有《長恨歌》、《紀實與虛構》、《憂傷的年代》、《處女蛋》、《隱居的時代》、《妹頭》、《富萍》、《香港情與愛》、《剃度》、《逐鹿中街》、《兒女英雄傳》、《叔叔的故事》、《茜紗窗下》、《上種紅菱下種藕》、《現代生活》、《我讀我看》、《獨語》、《憂傷的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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