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是中國當代最著名的異議份子。他的敏銳識見與追求民主與人權的犧牲奉獻，鼓舞著中國的民主火苗，更受到全世界關注。第一次坐牢時，魏京生毫無畏懼，他寫了大膽的信給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表達他對經濟改革、西藏問題及社會議題等看法。本書中，這些信件充份顯示出他對政治與歷史的卓越認知。另外，他也給家人及朋友寫了不少信，內容流露出他的大勇大愛。第二次被囚後，魏京生被禁止與外界通信。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九日給鄧小平、陳雲的一封信首先說明，這封信不是為我自己治病保外的事。關於我的痛，以前就給你們去信談得很清楚了，再重覆也是多餘的。雖然大都認為就醫和「思想問題的解決」有關，可我仍認為二者是不相同的兩回事，不容混淆。這封信的起因是周揚在報上的自我批評。已往的「自我批評」或者是失勢者違心的「低頭認罪」，或者不過是一種鬥爭策略。周的這次，才是誠懇的自我批評的樣子，說明現在有那麼一點自我批評和批評的正常空氣。之所以說有點兒，是因為近來報上還常見違心認罪或見風轉舵式的東西，能表現正常空氣的很罕見，甚至有左派伺機反撲。這和你們的一些提法有毛病、有漏洞有關。這個放在信尾再談。話還是從頭說起。即有了點正常空氣，我也想見賢思齊，對自己作些批評。當然，這只能在有正常空氣的前提下才能做。否則便會使極左分子看作投降，助長他們的氣焰，還會使其他一些人產生錯覺，忽略他們自己應認識的問題。因此，不恰當地用過檢討謀求過關，雖個人得些眼前好處，但害了社會也害了別人，即使對於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也不能使旁人悅服。我的自我批評準備兼帶談些你們不知道的事情。從分析民主牆的那一段事入手。從七八年十二月介入民主牆到七九年三月被捕的一百多天裡，我走出了三步重要的棋，概括為：介入，發展方向，轉折。由於我對形勢，特別是你們的發展趨勢的估計錯誤，便引發出一系列事務處理錯誤。這些造成的影響是深遠的，含糊過去是不可能的。「介入」中國各種問題的癥結在於不民主，建設現代化必須以改革和民主為前提。這是我對中國問題的基本看法，也是我的系列文章的主題：人的現代化是一切現代化的前題。由此出發，我對民主牆運動投以極大的關注，同時對其模糊不清的態度極不滿意。但是，在七八年十一月鄧對諾瓦克談話以前（這次《文選》似乎沒有收入此文），我始終認為事物總有發展過程。人們總會漸漸地成熟一些的，主要趨勢和方向對頭，程度就只是個時間的問題。因此沒打算介入，甚至想像不到自己會介入以至鬧到如今這一地步。因為從文革反江青活動失敗以後，我對政治確實有些灰心，對各種政治家都抱著極不信任的態度，確實有點看破紅塵的情緒。雖然還不想當和尚，但也只想當個平民百姓，或自我欣賞的「隱士、高士」。現在回頭看看，那種「現代隱士」的妄想是多麼可笑。因為，你若還有些正義感，遇有「熟不可忍」就不能不介入，否則你就連一點兒正義感也沒有了，高在哪兒呢？你不關心政治，政治可不能不關心你，遁世主義是一種十分可笑的蝸牛主義，是對自己對社會都不負責的懦夫主義。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能認為只有少數人負責。鄧與諾瓦克的談話有一種十分明顯的傾向：似乎中國的事自有當政的少數人負責，百姓不必插嘴，一切會在領導集團內解決。並且暗示要鎮壓民間的民主化言論。這不但於道理上十分錯誤，而且成倍增加了人們心理上的不信任感，心理上的壓力。當時的人（包括你們的親信們）都認為：這次和過去一樣，改革和民主不過是困難時拿來胡弄百姓的老套子。因此，民主牆的人紛紛打點行裝轉入地下；甚至有人忙不迭地聲明：一切有中央作主，百姓不必過問了（這些人後來都被我收羅到《探索》編輯部裡，事實證明他們並非真那樣認為，而是怕和不信任）。於是社會上一片罵聲，甚至有人說：「中國人嘛！就這麼沒出息，軟骨頭。」令人氣短。正是這一片罵聲，刺激了我對民主牆的興趣，開始重新研究它。並對我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從民間發出的較明確的民主與改革呼聲遭受挫折感到十分痛惜。經詳細考慮後，決心自己冒險挽回這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我並不懷疑領導集團裡邊有民主派。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我認為，根據歷史的經驗，任何向民主和社會主義方面發展的改革，若沒有強大的民氣作後盾就必然會流產或變質。因為人的地位太高會自然而然傾向專制，說一不二的痛快勁兒，誘惑力實在太大，這也是人性的必然。何況還有幾千年專制習氣作祟，若無強有力的民間運動和民氣（或稱輿論）推動，那誘惑力簡直不可抗拒。法國大革命就革出個法蘭西唯一的皇帝來；我國本世紀以來的民主革命，也差點革出一些皇帝來。這些教訓人們無法忘記。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做出努力，阻止和預防、避免這些悲劇發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社會主義運動是早期舊民主運動的直接繼續，是將民主和人道的理想在社會範圍普遍實現的運動，因此叫社會主義。也因此，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所以至今仍認為我介入民間民主運動是正確的負責的行為。事實上黨內民主派在與保守和專制主義勢力鬥爭時，若沒有社會上民主輿論做後盾，也不可能成功。專制保守派也有他們強大的社會基礎，而且把持著大量各級權力。我沒有被瀰漫在社會空氣中的蝸牛主義和專制毒霧所左右，是件值得慶幸的好事。「發展方向」民主牆原來是群龍無首的純粹自發性的民意發洩。經過七八年底的反覆後，便向著逐漸統一步調的方向迅速轉化。理論性增強了，針對性增強了，涉及面擴大了，談個人問題的上訪大字報成為可有可無的附屬品了。這使社會各方面對民主運動的興趣和看法有了很大改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各方面人們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人們也傾向於把民主牆看成具有一定統一性的整體。因此，在北京的各民主派小組織中，很快便形成每周一次的聯席會議這種協調步調的形式。這時的民主運動面臨著的頭等問題就是發展方向，需要有一些人挑起領導的責任並把握方向。而我恰好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個嚴重的錯誤，事實證明我是個完全不合格的「領袖」。首先，我沒有及時地認識到我在各組織聯繫中形成的民主派中的地位和影響，其次也因為怕人說我有個人野心；另一方面我原不願為別人的事情負責，不願有時在一些無聊的辯論中浪費精力。所以我始終沒有接受領導的擔子，有時甚至不出席聯席會議，而過多地把精力花費在日常瑣碎事務中。聽任其他組織和個人各自為政，並對此散漫狀態很滿意。記得我在法庭上還十分得意地提到這種一盤散沙的狀態，自以為這是我「民主作風」的證明。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是一種可笑的錯誤。當然不該干涉別人的自由。但明知不對或不好也不批評，不做必要的思想鬥爭，這是錯誤而不僅僅是懶惰。這種不負責任無形中助長了各種烏七八糟東西的滲入，助長了許多錯誤傾向的發展，到頭來不但害了大家，連自己也受牽累。造成了社會各方面對民主派的誤解。當時除我以外，沒人在威望和能力上可以擔此重任，所以我推卸不掉這個責任。雖然如此，《探索》雜誌在當時的民主派和社會上的影饗和領導作用仍是現實存在的事實。由於我個人對過去若干年內人民群眾的疾苦有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刻骨銘心；又由於我和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對於領導集團內向改革和民主方向的轉變缺乏信任；所以便順遂了民主運動中自然形成的一種傾向：對人民的現實痛苦較為關心，把活動的重點放在了抨擊社會的陰暗面，而放鬆了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國家和人民應選擇什麼樣的方法才能較快地擺脫當前的貧窮痛苦境遇。僅僅提出走民主和改革的必要之路是遠遠不夠的。把這個大方向付諸實施，其中有許多複雜和具體的問題，遠不像當時許多年輕人所想像的那樣，可以一帆風順，可以一下子促成。我雖然也看到了一點事情的複雜性，但一方面受大家急切渴求民主和改革的情緒影饗；一方面也因我自己對你們的改革缺乏信任。因此在處理一些具體矛盾和具體事務時，採取了激進和遇事過敏的作法。比如批評的程度越來越激烈，甚至有點上綱上線的味道。雖然一般人遇壓力會條件反射地抵抗；雖然我也可以用「自己做事自己當」來作遁詞；雖然批評揭露陰暗面是必要和正當的；但由於有片面性；又由於《探索》的領頭地位和巨大影響，我們的態度必然也影響許多人和在社會上造成廣泛的反應，會被看做民主運動的一致行動。因此在客觀上看，必然是增加了民間民主派和黨內民主派之間的不信任，擴大了本應彌合的裂痕，在群眾中擴大了不信任情緒，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可我發現這一點晚了幾個月，事情已經不好挽回了。雖然我後來也作了些努力，但由於缺乏條件而沒什麼結果。反而被你們逼得不得不據理力爭；而這又進一步擴大了裂痕，加深了雙方的心理壓力，形成惡性連鎖反應。這種裂痕和不信任感，在社會民主人士方面會產生近似「受虐待狂」的過敏反應，產生無形的持續的心理壓力，導致人們容易犯我上述的毛病。由於這種壓力的作用，人們會傾向於偏激而較少產生尋求對話、合作、協商的願望；使民主派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防止鎮壓上，而較少注意混入隊伍中的各種烏七八糟的思想和形跡可疑的勢力，污染了民主與改革的旗幟。甚至會有某些糊塗的人向不應該的方面尋求「統一戰線」，容忍各種思潮打起民主派的旗幟。這種情況在我被捕前即有表現，當紛紛傳說將要抓人時，「性自由」論者也敢在民主牆公開露面了。如果不是過分注意鎮壓的事。當時按聯席會議的一致看法，是要公開對其進行抵制以至採取措施的。但是，不得不應付的不必要的鬥爭恰恰分散了人們在必要的鬥爭上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裂痕和不信任感造成領導集團近似「懷疑狂」的過敏性反應。總感到不安全，凡有不同意見似乎便都是企圖推翻其領導權的「敵對勢力」，不相信能和群眾中的各種不同見解求同存異，協商前進；不相信有和「持不同政見民主派」合作的可能。因而自然傾向老農民的哲學：抓到手裡的才靠得住。這種過敏性反應必然分散對於極左分子、馬屁精和各種專制主義寄生蟲的注意力，而將主要精力拿來對付假想中的「民主派敵對勢力」。不得不應付的不必要鬥爭恰恰分散了你們在必要鬥爭上的精力。你們可能不願承認這一點，然而這是事實。當初我盡了最大努力通過一切可能的辦法試圖和你們二位建立聯繫，哪怕是間接非正式的對話，想比較準確可靠地知道你們的打算和立場，而不僅僅憑官樣文章做判斷。然而均告失敗，我發現你們的手足耳目一致認為你們不會接受協商的辦法，你們已認定民主派是你們「不可調和的敵人」。因此我積極尋求對話的努力，在許多人看來便是十分可笑的。幾千年來在我國，國家大頭頭一直被看做皇帝一樣，哪裡有和子民協商對話的必要呢？這可不是我的牢騷，這是確鑿無疑的現實。你們現在也未必不是這樣看問題，連我一年給你們寫幾封信都使這兒的許多人感到可笑，似乎我若存有等待你們反應的妄想，都是一種近似精神病狀——「狂妄」。由此也可見傳統的包袱在造成人們隔閡上起著多麼大的潛移默化的作用。近幾年我在獄中受到嚴密封鎖，甚至連與我有關的事也不讓知道。但我仍能看到這種使黨內和黨外民主派相互排斥的裂痕，給政治格局帶來多大的影響；也看到相互不信任給我國民主化和改革帶來多大的阻力。這些不必要鬥爭使大家都不能放開手腳改革和建設，反倒給各種烏七八糟的勢力以可乘之機，給各路四人幫殘餘勢力伺機反撲製造著機會。雖然導致這一政治格局的責任並不全在我，但作為對矛盾的一方起過關鍵性壞影響的人物，我自知難辭其咎。這是我的自我批判的主要內容。「轉折」當你們下決心採取偏激手段時，民主運動便面臨著轉折的局面。有些人主張藏起來；但大多數人心裡明白那不可能。按照你們一貫的習慣，不可能讓人藏得住，除非藏到外國去。然而這勢必使中國的民主化過程受到外部勢力的干預，將使阻力更大，形勢更複雜。中國的事最好還是在中國人之間解決，不要授人以柄，給外人以討價還價的資格。況且我也捨不得放棄最後一點兒機會擴大民主與改革的聲勢。所以我極力勸說大家留在北京擴大宣傳，並以身作則，不按每周一次而是頻繁地在聯席會議露面，以穩定人心。並挑頭發起了許多合法行動，如聯合採訪、上公安局請願等等，以便吸引大家，並向大家證明現在是安全的，不需要逃跑。另有一些激進派主張立刻轉入地下和上山打游擊。有些人和組織原先就是為搞武裝鬥爭而聯合，只是看到民主牆進行的合法活動似乎並非沒有前途，因而被吸引到民主運動中來的。這些人原已有準備，一遇風吹草動便想立刻上山。他們的行動若不加阻止，必將迫使其他人跟著他們上山，而且必將影響到外地各種傾向不同的小組織也上山。因為民主牆從一開始就帶有全國性色彩，並非地方性問題。只是因為大家一向對我比較信任，才半信半疑地採取推遲的作法說：「我們可都看著你了，你有什麼行動可別把我晾在這兒。」然而要說服武裝派卻極不容易，因為鎮壓的消息那麼確切地頻頻地傳來，合法鬥爭的可能性的確越來越小。為說服大家辯論往往很激烈，有時從會議室吵到飯館再吵到馬路上，甚至只差一點兒就要破口大罵起來。這也不奇怪，關乎大家身家性命的事兒，哪那麼容易就說服了呢！連典型溫和派也對我的判斷發生懷疑。但許多人還是相信你們不會搞得太過火。天塌下來有長漢頂著，好賴前面有我頂著，我被抓再跑也來得及。因此才沒有發生集體上山的潮流。我之所以控制住局勢不讓其自流發展，並非不信你們要抓人，許多極可靠的消息早就證實抓人鎮壓不是謠傳。否則我不會把所有文件燒毀，讓你們手下的人喪失掉許多編派人立功的機會。也並非就認為上山就一定站不住腳。以我國之大而人民又廣受游擊戰思想熏陶，加之當時普遍不滿和動盪的情緒，是打游擊的最好環境條件。三、四百萬軍隊奈何它不得，只要能周旋一段時間，便會造成全國性的全面動盪，鹿死誰手就很難預料了。然而下一步的出路何在呢？ 全面動盪和各地游擊戰的加劇，再加上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必將造成全面的分崩離析；而各自為政的各部分勢力必將尋求外部勢力的支持。這在面臨生死存亡的形勢時是不可避免的。走到這一步就任誰也無法控制局勢，將一發而不可收拾。混亂還將進一步增加許多複雜因素。不僅是這一小批人，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很難預料了。中國人民的出路何在呢？他們還經得起這樣的動亂嗎？任何人也無權將他們再拖入災難深重的戰亂之中。這就是我寧可等著你們來抓我，也要盡力避免上山風潮的動機。其實我也知道一躲了之比蹲班房強得多；我也還沒笨到在國外就混不出一碗飯吃；也有足夠的渠道和經驗躲過並不見得高明的追蹤者。然而我脫不開身，我的消失必將成為上山風潮的信號，這責任太重了，我不能只顧個人。反正要抓就會抓一批，我知道你們的怒火大部集中在我一個人身上，抓到了我，其他多數人會放過的。即使坐牢殺頭，也總比十億人陷入絕境強。況且這還給後來者留下迴旋餘地，沒有堵死民主化和平發展的道路。這對這些人來說也是負責的，雖然他們至今也不一定理解。總結那一段的這些事，三件大事做對了兩件，似乎可以三七開四六開了。然而不行，因為總的目標是推動民主化進程推動改革，所以因自己的錯誤而妨礙了民主化和改革，錯誤就是主要的。這種損失雖然是無形的不可統計的，但其作用是長久和巨大的，影響既深且廣。雖然應負責的並不是我一個人，但也不能因此而減輕我的一份責任。二十多天沒吃飯，精力不濟，寫得凌亂不成章法。只好請你們湊和著看了。請特別注意它的「內涵和外延」。一部中國人的必讀書這部《魏京生獄中書信集》的中文版是每一個中國人——華人——都應該一讀的作品。相對於魏京生而言，今天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三大類。第一類是同情他的遭遇並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的理念者。這一類的中國人本來便不甚多，屬於湯恩比（Arnold Toynbee）所謂「創造的少數」，眼前則似乎越來越少。這一類的人讀此書可以保持自己的「良心」的清明，因為魏京生是所謂「良心犯」，他是代所有同具此「良心」的中國人入獄的。當然，並不是一切有此「良心」的中國人都有入獄的幸運。但逍遙在獄牆之外的中國「良心」究竟應該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崗位上做點什麼，以安頓自己？讀了這本書也許可以更深刻地想想這個問題。第二類人是反對魏京生的，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是和大陸的現狀緊密地連在一起的。站在個人的立場上，他們更感覺自己機智非凡，確是識時務的俊傑，而魏京生則愚不可及，竟敢以卵擊石，落得長期陷身囹圄的下場。這一類的人為什麼應該讀《魏京生獄中書信集》呢？因為人生的「苦」與「樂」是相倚而立的，沒有「苦」的對比，「樂」的實感也無從產生，至少不能充分地呈現。現在他們有機會讀到魏京生在牢獄中所受到的種種苦況，才能徹底地體會到自己的歡樂。這一類的中國人今天正在迅速增加，估計他們必將成為本書的廣大讀者。第三類人則是從來不問世事的，他們也許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個叫做魏京生的人。這一類在中國人之中為數最多，要想爭取他們成為本書的讀者大概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卻願意鄭重向這一類人推荐：你們才是最應該讀這本書的人。「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是在中國人之間最常見的一種處世態度。但正是這一冷漠的態度縱容了惡勢力的成長和橫行，使中國的現代化不斷地受到挫折。捷克總統哈維爾（Vaclav Havel）也是從共產黨監獄中出身的人。他最近出版了一部演講集，題名《不可能的藝術》（The Art of the Impossible, 1997），包括從一九九0年到一九九六年之間的三十五篇講詞。他現身說法，告訴我們「漠不關心」（indifference）怎樣造成了對歐洲，特別是捷克，絕大多數人民的傷害。納粹和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蹂躪歐洲先後達六十年之久，正是因為歐洲各國，上自政客，下至一般個人都接受了「事不關己，不聞不間」的原則。慕尼黑協定不過是其間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而已。在共產黨統治期間的捷克哈維爾也和今天中國的魏京生一樣，是一個所謂「異議者」，走在街上熟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據他自己的分析，熟人躲開他大概有兩種理由：第一種是把他看作他們自己的「良心的聲音」，但卻又不能公開站出來支援他。如果見了面，他們也許會感到有向他道歉的必要，並說明他們為什麼不能反抗暴政的種種苦衷。其中有些人甚至認為在共產黨統治下而持「異議」，無異「以卵擊石」，絕不會有什麼結果。這樣的談話對於雙方都很尷尬，不如乾脆避不見面的妙。第二種理由則出於一種怕惹事的心理。哈維爾是當時秘密警察跟蹤的對象，在街上和他談話不免將引起注意，可怕的後果是不難想像的。基於他的親身經歷，哈維爾最後總結道：「在今天的世界，每一件事都關係到每一個人。在過去，共產體制也關係到每一個人。」（見原書頁一二三）換句話說，在現代世界，事與事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事之間，處處都是互相關係的；我們已不容易分清「自己門前雪」和「他人瓦上霜」之間的界線了。對於魏京生的「異議」，無論是同情還是反對，凡是中國人至少都應該有所認識。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鴕鳥政策並不能使魏京生「異議」這一具有重大象徵和實質意義的大事從中國的現實中消失，何況這件大事在全世界已引起了人們愈來愈深切的關懷？所以我特別提議：從來不關心此事的中國人尤其應該一讀《魏京生獄中書信集》。這本書的英文本今年已在美國出版，劉賓雁先生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寫了一篇簡要的評介文字。（原書的英文名稱是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Viking, 1997：書評刊於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七日的《紐約書評》上。）它將引起西方世界的普遍重視是可以預見的。我稍稍比較了一下中英文的兩種版本，英文本由於翻譯上技術處理的需要，不得不略有刪節，但大體上則是完全忠實於原著的。據我的判斷，這部中文本大概是魏京生的原文，因此讀來特別親切有味。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曾引尼采的一句話：「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這部《魏京生獄中書信集》真正是「以血書者」，我願意鄭重介紹它給每一位中國的讀者。●
來源: i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