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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重與惜別 :致日本

我們並沒有多了任何一件思想武器。我們仍在多重的含義下側身而立,一面迎戰著史無前例強大的帝國主義,同時批判著狹隘的民族主義。──張承志「只因扔下了原子彈,對日本的戰爭少死了一百萬人。這是一種很實際的邏輯。在飽受日本軍國侵略蹂躪的中國,這樣的觀點也被一些人認為理所當然。但是,到過廣島或長崎的人,都因為兩座城市的受難,突然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戰爭或國際紛爭之中的道德底線,究竟什麼才是敵與我、黑暗與光明、正義與反動的鏖戰之間的人道主義。」──張承志,「長崎筆記」張承志,中國穆斯林作家,高中畢業後曾在內蒙古草原的東烏珠穆沁牧區深處插隊下鄉,早期作品多是以民族文化、歷史為題的小說;九O年代之後,深入接觸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共同體,除了完成其著名作品《心靈史》,也開始在文字中展現更多知識分子態度,對當代中國、國際關係提出批判與見解。《敬重與惜別:致日本》是張承志2009年的作品,以其久居日本的經驗,重新思考中日歷史;不過誠如張承志自己在書中所言:梳理著日本的事情,心裡想的,是中國。在「長崎筆記」這一篇裡,張承志開宗明義,以大江健三郎的《廣島筆記》作為對照;只是張承志選的地點是長崎──鎖國、蘭學、切支丹(基督徒)、怡和洋行──這裡是日本「脫亞入歐」的「開明起點」,卻被所謂「西歐文明」炸個粉碎。張承志寫長崎西化的前因後果、寫一九四五年八月九號短短幾個小時的戲劇轉折、寫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也寫下這顆原子彈,不啻是對西方價值最尖刻的諷刺。甲午戰爭、日本阿拉伯赤軍、武士道、《惜別》與魯迅、亞細亞主義,張承志以我們熟悉歷史、文化、人物為引,一個一個,帶出他的日本觀察。什麼才是戰爭中的道德底線?六O年代日本阿拉伯赤軍可以為今日帶來什麼思考?忠義與犧牲、古典的士的傳統究竟是什麼?「武士道」為何淪為侵略的工具?中國與世界間的文學交流是平等的嗎?以及,所謂「亞細亞主義」透露的是日本國家擴張與侵略的歷史、還是還是一個民族的視野與熱情?其中每一個提問,張承志寫的是日本,更是中國。若狂熱與自私的民族主義塑造了近代日本,那面對為強國崛起之夢而興奮不已的中國,我們該如何思考?中日百年來的矛盾爭端,是否也有部分源自所謂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日本對中國的敵意裡,是否也可一窺亞洲弱小對大中華帝國的警戒?「每逢與日本人相逢,總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殺;而每當和中國人談及日本,又總控制不能——要滔滔講解櫻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談,往往只因一句對中國的失禮之語,便勃然大怒推案絕交;人有兩面,和國人清談時,又對中國恨鐵非鋼咬牙切齒,滔滔批判中,引用的淨是日本的例子。」一直以來,中日之間交往心態極其複雜:於文化相遞傳承,親密且佩服敬重;然而歷史苦痛,卻又交雜著屈辱憤怒。這是長久糾纏的心理問題,它捆綁著沉重的是非,牽扯著歷史的道德;它表達敬重時,它選擇惜別時,那內藏的嚴肅與真摯,並非話語所能表示。因為公開立足穆斯林底層而被視為異類的張承志生、長於中國,並以中文為母語寫作半生,中國於他乃是感情繫之的母親。當他站在日本的土地上看著中日近代歷史糾葛的遺跡,其複雜的民族身分、以及特殊的個人體驗,會為他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感受?一如張承志所言,日本是中國最好的參照鏡;而張承志的中日書寫,或許亦是身在台灣的我們,觀看中國、日本,以及台灣,既遠且近,最恰當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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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1948年生於北京,高中畢業後在內蒙古烏珠穆沁旗插隊四年,197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系,1981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歷史語言系碩士學位,之後主要進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從當時任職的海軍文藝創作室憤而退職,放棄薪俸、醫療保障及幹部身分。多次居留日本,曾任東洋文庫外國人研究員、愛知大學法學部助教授。出版日文著作數種。1994年回到中國。現為自由作家,筆耕為生。張承志從1978年以蒙文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八O年代以「理想主義」著稱,短篇小說《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以知青為題,張承志在其中開始了他以「人民」為主題的探索。九O年代張承志以中國穆斯林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心靈史》震動文壇,並高張起向墮落世風挑戰的旗幟。此外,因為曾於八O、九O年代兩次長期居留日本,張承志也對日本有較深的觀察及理解。張承志的小說表現的多是民族文化歷史,讀來緩慢優美;但散文則廣泛涉及各種思想和文化以及國度,與中國和世界上流行的言說分庭抗禮,表達出堅決的異議。代表作品有《黑駿馬》、《北方的河》、《心靈史》、《誰是勝者》、《聾子的耳朵》、《鮮花的廢墟》(允晨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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