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胡氏的資料，如今卻保留在世界三大檔案庫：羅馬的梵諦岡教皇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以及巴黎的外交檔案室。耶魯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也是目前美國最受歡迎的漢學家史景遷(J.D Spence)根據這些現藏於歐洲圖書館、教會的原始文獻，還原這個在異文化衝擊下迷失的中國人的悲慘故事。這本史學著作嫺熟地掌握及運作各種細節與資料，配合高度的文學想像，以自由且流暢的結構、優美的文筆、奇異的情節與適度的幽默感，將讀者帶入十八世紀中西文化交匯的場景。也不意外的，本書惹來是「歷史」還是「小說」的爭議。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本精采的小書，已征服了歷史學界及讀者。 胡若望有著虔誠的信仰，他原本對這趟歐洲之旅充滿了美好的想像，他信任且尊敬這位將他帶入歐洲的修士聖傅澤、況且他將從事的工作非常了不起--中文典籍抄寫，幫助聖傅澤讓西方理解中國思想，促進天主教於中國流傳。他還幻想著晉見羅馬教皇，並於回中國後將這一切不平凡的經歷寫成一本驚動世人的遊記……然而從上了船之後，一切都不對勁了，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異文化深深的撞擊，讓胡逐漸成為歐洲人眼中的麻煩製造者、瘋子。他登上歐洲不久，什麼都沒做，即因為「行為反常、脫序」而被送入精神病院。 胡若望的疑問就是：「為何將我囚禁?」這可以是一個簡單的個人問題?也可以是千古大哉問?為什麼你們會認為我這種行為舉止是瘋子?誰有資格說別人是瘋子? 到底誰才是瘋子?有評論家提到，原文書名《The Question of Hu?》，其實隱含著「The Question of WHO?」(誰的問題)。當代法國思想家傅柯（M. Foucault）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有莫大的貢獻，他批判理性主義，許多歷史學者都受他的影響，史景遷的《胡若望的疑問》就是其中之一。傅柯認為自從十八世紀以來，西方人已將「理性」的思維方式無限上綱，於是凡被認為不夠理性或不符合理性的思維方式都被當作無知，顛瘋的。傅柯在《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tation）這本書中即說明為何在十八世紀上半葉西方社會開始推崇理性主義時，精神病院也隨著出現了。這個新的空間場域把「不正常的人」隔離開來 ，「正常人」自以為心懷慈悲，有意教化、治療這些「不正常的人」。而根據文獻中對胡的一些行徑的描寫，他的總總「奇異」言行，有些是個性問題，但大部分是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例如胡沒有西餐「個人套餐」的概念，只要有菜上桌他就挾，惹得同桌吃飯的歐洲人厭惡不已!又因為語言的問題，加深的彼此的衝突。導致最後胡，以及「好心」幫他的外國人都放棄了溝通的可能，你用吼的，我就來硬的!本書雖只是描寫一位令人覺得好笑，但又可憐的中國人的悲慘故事，感受到的卻是中歐兩大文明交會時所產生的巨大衝擊。
來源: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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